为曹操翻案,曹阿瞒是庄稼人起义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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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来头、大有深意。而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则是其中的代表作。

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因为一些年来,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曹操的看法,明确提出要为曹翻案。总能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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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2月初,郭沫若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此剧此文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

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注定了他要在历史的舞台扮演白脸之奸相、乱世之奸雄的角色。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把曹操描绘成“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在明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奸诈嘴脸,却在后来更是深入了人心。这也是千百年来民间舆论对曹操的评价。记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文革”蒙难时,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此话虽不十分准确,但却表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民众舆论的力量,那就是“众口烁金”的力量。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1]请注意,郭氏不仅提出要为曹操翻案,还提出要为他在1949年以前作为暴君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义,不言自明。

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www.4858.com,曹雪芹借《红楼梦》中贾雨村之口,说出了很有意思的,也很着名的正邪两赋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则世治,劫生则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秀灵,天地之正气,仁者所乘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所乘也。”且不论这个“正邪两赋论”正确与否,曹雪芹能把自己的同宗先人划归至大恶者一类,足以证明千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了。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对写这出历史剧的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2]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钉。”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3]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的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召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文化领域便掀起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而风源则来自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位领导人就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

1959年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4]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成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5]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

“大跃进”时期,这位领导人对曹操的公开赞扬则更多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位领导人除了自己读《三国志》外,还反反复复地向高级干部们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

最高领导人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得到了中国高级文人的积极回应。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顶着众多高级头衔的郭沫若,在1959年发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都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

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在《蔡文姬》的剧本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形象,全然不见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狡诈多疑的乱世奸贼的嘴脸,而国家也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景况。

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这位科学院长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此时正值1959年大办“人民公社”,颂扬“三面红旗”的高潮中,《蔡文姬》一剧也将曹操当年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屯田建议,建置屯田的行为比附称赞。(“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
‘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来,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与毛泽东曾说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

最初,在当时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的《蔡文姬》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殊不知,此时正是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期,也正是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随后带来了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

对写《蔡文姬》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
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历史剧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郭沫若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五十年代所写的《蔡文姬》,则是为“曹操”歌功颂德之作,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他在《蔡文姬》剧本的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位科学院院长后来为了迎合最高领导人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而多次改变自己曾经的观点。他为被否定的历史人物翻案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为秦始皇翻案等等。

1959年正值大办
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
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

由于郭沫若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当年的中国文化领域便刮起了一股翻案风。正是这种混淆是非曲直的翻案,给后来的社会道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为曹操翻案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才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与探讨的。

《蔡文姬》上演后,媒体上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这出戏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看戏之后,大将陈赓在休息室中看见郭沫若,郭请他谈及对该剧的看法,陈赓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党的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

不幸的是,主张为曹操翻案、颂扬曹操专断的史学家几年后却未能幸免文革狂暴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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