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在环境管理中的运用,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各地雾霾天气多发频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降低了经济效率,而且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重和环境保护难度的加大,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必须借助市场经济手段才能加以有效解决.因此,选择有效防治环境污染和激励环境保护的手段已经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紧迫课题.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大气污染;防治;经济学;分析;大气污染问题

1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本质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各地雾霾天气多发频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我国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气污染具有外部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是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防治大气污染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

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的本质是其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利益范围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的作用,也有坏的作用.好的作用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坏的作用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属于生产或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由于污染者的私人行为产生的污染物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其他人也造成了危害,其私人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即实际承担的私人成本低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成本.[1]由此可见,环境污染者私人成本的节约是以造成社会危害为代价的,社会要为此支付外部成本.

本章导读:

大气污染属于外部不经济问题,即经济主体污染了空气,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却没有付出代价,或者说付出的代价不足以弥补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本,造成其他经济主体承受损失或承担污染治理的局面。根据科斯定理,外部性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得到有效解决。但在现实中,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市场是失灵的。这是因为,第一,科斯定理强调了产权界定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重要性,但大气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其产权难以明确界定,因此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加以解决;第二,空气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的乘车者”,只想从中受益而不想承担成本,现实中企业或个人向空气中排污得到的收益远大于因污染空气而分摊的成本,这必然导致更多的排污行为;第三,排污信息是不对称的,污染者往往会隐瞒排污信息,而受害者缺少组织,不便于集体行动,如果单个受害者索赔,成本往往大于其因污染而遭受的损失,因此,受污染者追究污染者责任“讨回公道”的积极性不高;第四,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人们对大气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够,环境保护意识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动力不足,为了获取眼前利益,往往不顾环境污染来换取经济增长。

外部成本内部化对生产者的影响用下图1来表示.图中C1为生产成本,C1+C2为生产成本与污染治理成本之和,P
Q为总收入.若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性,企业生产量为Q2,因为对应于Q2点,P
Q曲线的切线斜率与C1曲线平行,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P
Q曲线的切线斜率代表边际效益,C1曲线的切线与C1曲线重合,其斜率代表边际成本),此时企业盈利最大.若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后,则企业的成本曲线变为C1+C2曲线,此时,企业生产量将变为Q1,因为对应于Q1,C1+C2曲线和p
Q曲线的切线平行,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此时企业盈利最大.这说明,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后,可促使企业降低生产量,从而也相应的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环境保护.[2]

美国加州有个地方叫多伦斯,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这里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

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提出应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加以解决,认为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中的市场失灵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具体到我国的现实,政府在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现实中的政府很难达到理想状态,政府官员的利己动机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以经济增长状况作为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污染企业的效益紧密相关,高污染的企业往往也上缴了较高的税收。为了追求GDP,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政策常常不能有效落实。其次,由于大气易受天气影响并且会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一个地区治理大气污染,成本自己承担,好处却由其他地区共享,导致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较低。再次,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政府权力的行使缺乏足够的监督,污染企业得以通过给予权力行使者一定“好处”而使其放弃或放松对排污行为的监管。最后,由于政府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管理水平方面的不足,使其缺乏科学的监督管理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措施。

2 激励机制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不经济性中的作用

人类污染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大气污染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也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防治大气污染,一方面应通过严格环境准入和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需要推动环保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及环保技术的提高,增强相关产业市场竞争力,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来讲包括两个方面:

“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他的学生庇古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种活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使社会成本高于个体成本,而行为人并未因此付出任何补偿的情形.[3]激励机制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不经济性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激励机制实际上就是价格机制,国家根据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和利息税收等经济杠杆,以及环境责任制等经济方法,向污染者提供的一种非强迫性的、具有灵活选择性的手段,以限制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激励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经济活动.与直接命令型政策相比,它更为灵活和高效.

奎河就是个下水道,水黑得跟你的包一样。

一方面,采取经济手段,使大气污染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一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合理的激励和约束,使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能够充分反映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引导企业合理有效地使用能源资源;二是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的原则,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向节能减排企业、环保项目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高污染和高耗能产业征收高赋税,对导致大气污染的消费品增加税收,限制其消费需求;三是利用财政补贴政策,扶植节能型工艺和技术的应用,加快清洁能源的替代使用;四是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科学制定排污收费标准,促使污染企业加强污染治理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五是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我国大气污染产权市场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的基础上,以大气资源有偿使用为前提,允许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向污染排放指标有剩余的企业购买排放指标,通过排污指标的“价格化”促使企业主动治污;六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绿色信贷制度,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体现“源头防治”的理念。

3 环境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种类、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安徽宿州市杨庄乡村民

另一方面,采取行政措施,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把绿色GDP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衡量标准之一,完善大气污染环境保护工作考核机制,重点考核政府任期内空气质量变化情况,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环境保护观念,使之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把环境与发展有机协调起来。二是通过立法提高大气污染的环境保护标准,并加大执法力度。三是加强大气污染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监管的各项措施。不断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完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加大环境监测、信息、应急、监察等能力建设。四是加大大气环境信息的透明公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环境经济学理论将主要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为庇古手段,将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为科斯手段,并进行了相应的分类.庇古手段主要包括税收、排污费、补贴、押金等;科斯手段主要包括自愿协商、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嘉年华的大嗓门

(作者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3.1 排污收费

环球嘉年华源于古埃及的庆祝活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回式移动游乐场,游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中享受着惊险刺激的大型游戏。

排污收费是指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依法对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征收排污费有两个层次:超标收费:即对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排放的污染物征收一定的费用.排污即收费:凡是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都要缴纳排污费.排污收费是一个主要的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其有很多优点:第一,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企业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边际控制成本在排污治理与排污交费之间进行选择,有利于激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政府不再干涉企业具体的生产决策,只是确定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因而与监督执行环境标准时逐个企业确认其污染程度相比,征收排污费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第三,排污收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洁生产补贴和建设公共的污染治理设施.但是,收费作为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容易使污染者产生承担政府某种“摊派”的抵触心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排污收费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收费管理混乱、收费对象不全、收费标准单一、收费被非法使用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远远超过其缴纳的收费,企业理所当然地选择缴纳排污费而不愿去治理污染.

然而2004年,北京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却让周围居民夜不能寐。石景山区城建职工住宅院里的刘继春说,嘉年华每天发出的强劲音乐令他们一家心惊肉跳,夜晚游客的尖声惊叫更让他难以入睡。

3.2 环境税

显然,嘉年华的做法妨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这38户近200名经历了“心惊肉跳”的居民实在无法忍耐嘉年华的噪声,终于联合起来,开始同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谈判。

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的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环境税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征税.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等.二是对高耗费高耗料行为征收的税.征收这类税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和原料,以减轻环境保护压力.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其它行为征收的税.主要税种有对飞机、汽车等产生的噪音的行为征收的噪音税,有为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和改善市区环境而征收的拥挤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我国目前存在的只是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虽然这些税种的设置没有或很少考虑环境因素,但它们本身已经为减少污染和保护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刺激和资金.实施环境税的优点在于: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大量的投入,没有固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将难以为继.但排污收费的数额有限,而税收却具有广泛性、及时性和稳定性,所以如果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就可使环保投资金的来源得到一定的保证.但实施环境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还涉及国家的财政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对于我国环境资源的恶化趋势,可以针对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分期分批地逐步实行.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区政府、环保局、信访办、老山街道居委会、雕塑公园、居民代表以及嘉年华都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嘉年华给每户每月60元补助,两个半月共计150元的适度补偿。嘉年华带来的污染能够明显地感到,因此人们也能够提出赔偿的要求,尽管150元并不足以补偿睡眠,但至少会让嘉年华将这些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3.3 排污权交易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嘉年华给周围居民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称作“外部性”,它表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排污权交易主要思想是:政府部门确定污染总量标准后,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通过将许可排污量资源化和产权化,使排污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企业的生产过程,并和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一起,在利益最大化导向下进行优化配置.当许可排污量节约剩余或不足时,允许其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4]目前,在水资源环境管理中已出现了三种排污权交易方式:点源之间进行的交易、点源与非点源之间的交易、非点源之间的交易.其中点源之间的交易较为多见,而且交易结果相对可靠.而在非点源污染严重的地区,由于非点源污染的特殊性,后两种在理论上可行的交易体系还没有广泛应用于实践.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在北卡罗莱纳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区成功实施了点源与非点源的排污交易.排污权交易的优点是:第一,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多减排,多余的许可证可以到市场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业不减排或者少减排,它不足的排污权可以到市场中去购买,从最后的效果来看,污染的减排总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完成,所以从总体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第二,可以通过购入排污许可证,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和环境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环境目标卖出或买入排污许可证,从而实现政府对环境总水平的调控.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创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

但是,排污权交易具体在一个地区实施时要求具备相应的条件:排污许可总量的确定要以大量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所以,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受制于技术水平.需要完善的市场条件,这是排污权交易的重要条件.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效果,政府必须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行监测,还要制定地区性的管理规则.

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发现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于是他开始了思考,最后将这种市场经济无力解决的问题称为“外部性问题”。

3.4 信贷、补贴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也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

国家对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生产方式的清洁生产者提供优惠价格或低息、无息贷款,给予企业和农场治理污染、保护水环境的外部经济行为进行资金补贴.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控制非点源污染的“最佳管理实践(BestManagementPractices,BMPs)”,政府为采用该措施的农民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自1990年起,美国EPA向制定农业非点源控制计划的州进行高额资助,以帮助他们实施计划;欧洲许多国家对为减少有机物排放而改变耕作方式和减少肥料、农药施用量的农民在经济上给予补偿,这些都有效地减少了农业非点源对水体的危害,补贴通常与税费手段结合使用.

有时外部性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阿尔钦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上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于是好奇地询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的回答着实令人吃了一惊,恰恰相反,飞速驶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收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可是,好的外部性问题常常被人淡忘,人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不好的。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1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为什么不收“景观税”?

一位房产经纪人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这里有两栋楼,其他条件完全一样,房价因此也完全一样,都是5000元/平米,彼得拥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紧接着,一栋楼的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显然,嘈杂的车流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彼得决定卖掉房子。由于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价卖出,汤姆最终只以4000元/平米的价格买下了房子。不久以后,随着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原来的公路被重新规划成了公园,房价迅速上涨,彼得又准备重新搬回来,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米的价格从汤姆手中买回房子。房子还是同样的房子,仅仅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彼得损失了20万,而汤姆却能净赚20万。

人们总是对那些坏的外部性进行收税,但是如果政府决定在小区楼下建一座公园,那么也应该对能看到公园的居民收取“观赏税”,因为公园的修建增加了他们的景观,甚至提高了他们的资产价值,但是,彼得的损失谁来补偿呢?

为什么公路、机场带来的损失很少有人计较,而政府也不会对花园边的房子收“景观税”呢?

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则认为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因此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因为法官参考了过去的案例,在“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中曾经的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吧,当时的法律认为,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对噪声、烟尘这样的污染都是惯性思维所决定的。

当然,最终人们在科斯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终身都没有离开法学院的教师,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他回答了经济学自身无法透视的问题。科斯究竟是如何回答得呢?请不要着急,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把糖果制造商赶走

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科斯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案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英国伦敦的威格莫尔街,有一家糖果制造商的工厂,起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搬来了一位医生邻居,开始的时候,糖果制造商的机器也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

但此后医生在紧挨制造商车间的地方建了一间诊所,并引进了先进的诊疗设备,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设备,尤其是噪声妨碍了医生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于是矛盾开始了。

随即,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

但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一项草率的宣判。

起初糖果制造商并没有损害到医生的利益,而随着医生采用新的设备,制造商却不得不承受停产的后果,糖果制造商因为邻居的新设备而不得不关门,这似乎是个可笑的结论。

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

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制造商胜诉,那么制造商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倒过来,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似乎,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而整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很简单,甲给乙造成了损害,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得不怀疑“庇古税”,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制止甲,或者甲赔偿乙,简单的方法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然而,在科斯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外部性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而纵容甲的做法也会继续伤害乙,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而科斯指出了“庇古税”的不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并且,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科斯定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手,假设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吸烟者,一个不吸烟者,他们就是否允许在房间吸烟发生冲突,庇古的做法是,对吸烟者进行征税,来补偿不吸烟者,而科斯的办法是将空气的使用权授予某个人。

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某件商品的自然所有者,那么其他人希望获得机会,就必须购买。当权力授予了吸烟者,他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如果新鲜空气对不吸烟者的价值超过了吸烟者的价值,那么不吸烟者就会提供足够的钱用来补偿吸烟者的损失。当权力授予了不吸烟者,吸烟者就必须对吸烟带来的“快感”进行评估,而不吸烟者就会补偿对不吸烟者带来的损失,或者放弃这项权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荒唐的例子,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外部性的核心问题。

进一步,科斯指出,如果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让我们回顾一下交易成本的内容,并默默思索一下上面的这句话,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用了半个世纪才真正理解它。

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并且交易成本为零就是说居民和嘉年华的谈判没有成本,那么最终的补偿结果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

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思想,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明确地规定法定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若果所有权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所有权在开始如何分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均衡状态符合最有效率状态。

科斯定理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人们的惯性思维。

人们总是认为,应该对造成损害的一方进行处罚,然而,事实上,每一方都可以采取措施。科斯定理认为,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由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且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也可以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

但交易成本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就如同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样,外部性的交易更是如此,为了使双方都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交易无法完成。事实上,如果交易成本高昂,即使产权明确,市场仍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农民有权使保护自己的庄稼,因此铁路为了运营必须克服火星带来的危害,显然铁路部门如果不溅出火星将承担更大的损失,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溅出火星的权力会使双方得益。同样,在嘉年华的例子中,因为这样的公关环境并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因此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而嘉年华的经营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关闭嘉年华游乐场,要么给与周围居民补偿,当获得的收益小于补偿给居民的损失时,营业就会停止,而居民们相当于出售了自己被损害的权利。

科斯进一步认为,如果明晰了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给谁,资源配置都会在同一点达到均衡,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不同的产权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在美国加州有个叫多伦斯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甚至连当地人使用的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事实上,在美孚公司到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工厂,他们排放的污染要比美孚炼油厂多得多,而通用公司1985年关闭这家工厂时,它在向政府出售财产的时候,也出售了它的“排放许可证”,美孚的炼油厂当时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张“许可证”,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多伦斯的居民掌握有被污染的权力,因而他们能够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孚石油公司,并愿意被污染。同样的,如果石景山区的居民们掌握了甘愿被噪声损害的权力,那么这场和嘉年华的谈判要重新开始了。

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提出的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习惯,如果科斯定理对“庇古税”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习惯的否定,那么科斯对产权的阐述则更加改变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庇古税”只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具体措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科斯定理告诉人们产权明晰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当然,科斯定理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京都议定书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2005年2月16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世界性环境法案——《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了,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占全球3%-4%的人口排放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虽然不能对别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对企业的排放进行限制却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尽管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企业都竭尽可能仅处于刚好低于污染线的要求,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小排放的目的。

汽车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然而尾气的排放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汽车带来的空气质量的下降,为此人们提出限制对汽车的使用,最初的做法是,无论什么样的汽车,每年征收同样的费用。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惊奇地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鼓励人们少用车,反而会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他曾经用自助餐厅的例子为我们给出了有趣的解释:如果使用固定的汽车使用税,每位司机也会像自助餐厅的暴饮暴食者一样,在出发号吹响之后就开足马力进发,原因是他们并不担负实际的费用,每一脚油门并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因此在一次性交了一大笔钱之后,就可以开始“免费之旅”。

自助餐厅的定价策略给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每位客人的鸡翅单独计价,那么人们就会根据需要购买鸡翅,浪费的现象自然会消失,如果根据每辆汽车的排放量,进行缴费,这样就能激励每位司机节省用车,那么就能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确实有效,通过每年检查汽车的里程数,并以此估算排污量并进行收费,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够保证人们面对的是污染所造成的真实费用,并鼓励他们对社会的污染量承担责任。

征税的实质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罚款,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似乎这样的做法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那些排量比较小的汽车获得了人们更多的青睐,并且,汽车制造商们受到鼓励去开发混合动力车或者不需要燃油的汽车。

拍卖污染许可证

1968年,一个名叫戴尔斯的美国人首先提出了这种奇特的概念——污染权。

假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学家称,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发放许可证的目的在于,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力,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污染权。通过污染权交易,有助于形成污染水平低、生产效率高的合理经济格局,同时也避免了征收排污费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保证排污费超过减少排放的极限成本,最终促使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

然而,尽管美国1990年颁布了《空气洁净法》,这种希望通过私人协议自发产生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许可证的定价过低,会有很多投机分子溜进来以赚取利益,而且也容易形成“寻租市场”,然而如果定价过高,那么就失去它的意义。

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企业之间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此即“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一些排污企业为了片面追求利润,宁愿缴纳排污费。另一方面,由于90%的排污费可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还存在政府默许排污的现象。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成了稀缺资源,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菲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排污权交易制度真正意义在于将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方式,由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这似乎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政府只通过排污权的买进和卖出,掌握排污总量,而不再干涉企业具体技术细节和治理安排,从而有效简化管理过程,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理想的理论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现实。实际的情况是,尽管2007年11月,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但至今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遇到了来自行政、企业、法律、环保观念等许多方面的阻力。人们所要建立的不只是符合理论要求的市场,还必须建立中国国情相融合的体系,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更是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面对的问题。

无论怎样,在人们的努力下,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现实的经济学

喷雾器的使用会破坏臭氧层,过度的捕捞会造成鲸鱼的灭亡,过度的砍伐会造成沙漠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因此上述活动无法达到最优化,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利益独立选择其行动,这与总体利益并不一致,有利于个体的行动未必有利于其他人,因此每个人所获得的剩余利润与总剩余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个人的决策不仅影响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其他人。

我们在测量一家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时,通常看不到它所产生的噪音、拥塞以及其它各种麻烦。事实上,企业所获得的净收入很难全面反映该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正面贡献和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激励,因此无法采用最有效的手段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而污染权制度的改变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将经济运行的过程作为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科斯则深刻地注意到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这位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解答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用产权制度剖析了经济运行规律。

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句精辟的谚语来形容: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你最真诚的朋友:极客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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