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傅谨在山大谈文化多样性,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

编者按:傅谨,男,1956年生,文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1978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84年和87年相继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美学专业,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90年入浙江艺术研究所工作,96年调杭州大学中文系。97年借调中国艺术研究院至今。从事美学与戏曲研究,已出版专著《宗教艺术比较研究论纲》、《戏曲美学》、《感性美学》等6部,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学术杂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50余篇。

[本站讯]10月30日,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傅谨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第七十七期“新杏坛”,以“文化多样性与戏曲发展之道”为主题,围绕文化多样性这一新世界观的形成、作用及其对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学术报告。报告由副校长陈炎主持。报告中,傅谨教授就文化多样性产生的背景作了简单介绍,即文化人类学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他以二战前后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为例,指出文化认同、文化共同体意识在人们心中的日益重要以及在此背后所蕴含的必然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多样性要求人们不能以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去衡量不同民族的文化。它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各种文化的价值,从而能以一种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种文化;同时,它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文化危机意识。对某种文化的轻易摒弃可能会导致人类文明无可估量的损失,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既能很好的保护各种文化,也能纠正当前人们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观念,从而为全人类的福祉提供终极性的关怀。傅谨教授正是以文化多样性这一价值观来构建其戏曲研究的。以此为核心出发点,他倡导“国剧本位”观点,坚持以戏曲本身内部的行业标准作为戏曲衡量的唯一标准,而不能以外来的观点作为衡量标准。具体到中国戏曲的衡量标准上,他提出评价戏曲好坏要从中国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从其传递世道人心情感的标准来看待戏曲。为此,他反对那种以西方价值观作为衡量中国戏曲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中国戏曲的一种压迫。由此展开,傅谨教授也对传统戏曲整理、改造工作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些工作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众多传统戏曲剧种的保护,但同时也造成了戏曲形式趋同化、单一化的负面作用,进而削减了戏曲作为民间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丰富性,消弭了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他提出,保护传统戏曲的多样性,维护传统戏曲本身的活力与延续是政府应有的职责与义务。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正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讲座结束后,傅谨教授耐心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傅谨,文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编辑部编辑,兼任《人大复印资料•舞台艺术》顾问;主要从事戏剧理论、中国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研究对象横跨美学与戏剧两个领域;已经出版专著《宗教艺术比较研究论纲》、《戏曲美学》、《感性美学》等8部,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全国青年优秀美学成果奖、“田汉戏剧奖”评论一等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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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戏剧价值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片面崇尚西方戏剧的价值观之所以在民众的审美趣味形成过程中日益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平等、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同与异,而总是把西方文化艺术看成是“好”的。这一变化颠覆了中国戏剧理论的原有格局,戏剧艺人们甚至不得不开始怀疑千百年来他们的前辈们一直尊奉的表演规范,由此拉开了中国戏剧原有的内在价值体系崩溃的序幕。首先是拨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戏剧历史妖魔化的迷雾,重新认识传统戏剧及其经典作品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自觉担当中国戏剧传统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第三,深刻认识技术的重要性,强调表演技术是戏剧最重要的基础,揭示中国戏剧的文化积累的意义。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社总编辑。

戏剧;戏曲;话剧;艺术;中国;剧种;文化;表演;人物;批判

  廖明君:去年年底(12月8日),《中华读书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你的重要文章《中国稀有剧种的命运与前景》,我想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从1994年以来,你一直以很高的热情呼吁继承和保护中国的稀有剧种,这和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形象并不完全相称,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反差?

作者简介: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傅谨:我宁愿从来没有写过、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更不希望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不停地呼吁对传统、尤其是对稀有剧种的继承和保护。不是因为后悔,而是因为写这样的文章,做这样的呼吁是一种非常痛心的经历。我们的国家曾经是那样一个喜爱戏剧到了痴迷、疯狂程度的国家,无论城乡,戏剧演出动辄几天几夜;我们的民族曾经是那样一个富于戏剧创造方面的天才与想象力的民族,几百年里创造出了那么丰富多彩的表演技法、剧目和剧种,但是,仿佛是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我多年在浙江工作,亲眼看到那里十多个稀有剧种面临的困境。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时,所到之处也都会看到、听说那个地区非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剧种面临消亡。更可悲的是主管部门对此惊人的冷漠态度,甚至连一些很有思想的文化人,也十分麻木。那么多珍贵的稀有剧种濒临绝境,还有那么多珍贵的戏剧文物、资料正在毁坏。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种现象本来是不应该也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新世纪十年,中国戏剧已经熬过它最窘迫的时期,缓慢与艰难地走出低谷,整体状态开始逐渐回升。但我们还不能放弃对历史的认真反省,回顾往昔,中国戏剧整体上的价值错置,实为戏剧陷入危机最为关键和致命的内在根源。因此,戏剧要避免重蹈覆辙,保证未来的健康发展,价值重建是其当务之急。

美高梅正规网址,  因此,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提及这个话题,不得不借助于各种传媒,来表达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当然,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对稀有剧种陷入绝境的原因以及对策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但我希望能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传统剧种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变,希望政府承担起保护稀有剧种这一应负的文化责任的基本理路也没有变。我不希望这样的现象继续存在,希望这种现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不愿意像九斤老太一样絮絮叨叨。我是一个学者,我的志向与爱好是坐在书斋里安静地读书,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努力为继承与保护中国尚存的稀有剧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它就注定要成为我后半生的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已经不可能只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就像我在《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和抢救稀有剧种的最佳时机,部分剧种即使想抢救也已为时太晚。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尽到最后一份努力,哪怕已经是一堆废墟,也要力争将它们留给后人。

  廖明君:我相信你的呼吁能够引起一定的反响,但是稀有剧种大量消亡的趋势恐怕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无力改变历史,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出现奇迹。

今天讨论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恰逢其时,现实政治给这一话题提供了极佳的契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可以把这一极其重要的表述,看成是中国文化价值转型的标志,当执政党将自觉地承担起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角色时,戏剧界决不能置身局外。

  傅谨:是的,在这个方面我也非常悲观,越来越怀疑我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我要很坦率地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是非常孤独的,正因为缺少足够多的同道,我的呼吁虽然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它的反响很小,所真正产生的实际效果更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在很少几个有点影响力的地区,做很少的一点事。仅仅依赖我自己的力量,如何有可能改变这个庞大的现实?

这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转折,它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戏剧传统,应该和可以有全新的认识与评价,因而也是今天讨论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的政治基础。而有关价值重建对中国戏剧健康发展之所以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恰恰就是由于在此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包括民族戏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不仅没有得到忠实传承和弘扬,相反,它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铺天盖地的批判。

  因此,我经常想起孔子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孔子精神最精髓、也最具光辉的一个点,正显示出他作为一位既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十分清醒的悲观论者的精神特点。这样的精神鼓舞着我继续去寻找继承与保护稀有剧种的每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是一回事,去不去努力则是另一回事。这就像你眼见亲人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即使你明知自己无力回天,但你也不会放弃帮助他的任何一点机会。

从“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戏曲的全盘否定,到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运动,更不用说声称“彻底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艺术冲击下的“文化反思”,对中国戏剧传统的态度一脉相承。这些批判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包括深厚的戏剧传统和丰富的传统剧目,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而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戏剧中所谓“糟粕”的批判,被看成中国戏剧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对传统批判与改造的立场,成为中国戏剧领域的理论建构的基础。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本来是不应该由我们来承载的,它更应该是政府的工作。问题在于近100年来,以国剧(我喜欢像齐如山那样用这个在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词,作为中国戏剧的缩略语,它简单明了,又比较中性,并且建议学术界都采用这个称呼而不再用或少用戏曲、剧曲、民族戏剧之类,更反对用旧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遭遇到整体上的困境,稀有剧种只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角。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它归因为流行艺术的冲击,但包括那些稀有剧种在内的国剧几百年来就是中国的流行艺术,它一点也不贵族化呀;你也会很容易想到这是由于外来文化比如西方消费文化的冲击,但是所有后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曾经受到过并且至今仍在经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多数国家的传统艺术虽然也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危机,但至少还有政府的知识分子的积极保护,它们虽然不再风光但至少大抵能以较好的途径得到传承,我们国家的情况何以会是个例外呢?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艺术受到了作为文化传承之核心载体的文化人的遗弃。以稀有剧种为代表的传统与地域文化活动的价值,正是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才受到全社会彻底怀疑的,正是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彻底反传统的思想,摧毁了政府赖以确认继承与保护传统与地域文化这一重要工作之价值的思想基础,使政府失去了担承这一时代责任的精神动力。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动摇了我们藉以立足的文化基石。

中国现当代戏剧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整体认知里,负面的批判远远超过了正面的肯定;虽然有关对传统应该“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类貌似公允的理念始终高悬,但是对“糟粕”的所谓扬弃,远多过对“精华”的继承。尽管在理论上,人们总是说艺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可是作为整体的传统戏剧从未得到起码的尊重,而且几乎从未认真地讨论传统戏剧中那些正面的价值,更遑论继承与弘扬。几代人就在批判传统的气氛的熏陶中成长,对传统的菲薄成了人们可以率性为之的时尚。

  所以要实现继承与保护稀有剧种以及所有濒临灭绝的传统艺术样式的目标,就应该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在稀有剧种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社会充分肯定的目前,尽力去实践具体的继承与保护;另一方面是通过研究与呼吁,在批判和清理背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同时,让政府和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意义,认识到稀有剧种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活化石无可替代的永恒价值。这项工作是文化人的份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与民族应做的补偿。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令我感到悲哀的并不是政府部门的失职,而首先是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认识不到文化与艺术传统的价值。这才是以稀有剧种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文化现象难以恢复生机的根本原因。

对历史包括戏剧史的反思始终是必要的,然而反思要以对史实的审察为基础。就以一个人们熟知的观点为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批评中国戏剧喜欢以大团圆结局为“恶俗”,认为其中充斥着“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秀才中状元”之类庸俗与老套的故事。类似观点陈陈相因数十年,似乎传统剧目都是些私订终身,男欢女爱,起初落魄的男主人公最后中了状元,大登科连小登科的“大团圆”结局。回到事实,这样的说法颇为可疑。存留至今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戏文三种”里根本没有“私订终身”,只有《张协状元》是“落难秀才中状元”,但那不是为“大团圆”。元杂剧的经典,从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等,都和“私订终身”没有一点关系,王实甫的《西厢记》有情爱,有类似后花园的场景,但是崔张没有在那里订终身;而且通常认为最后第五本的团圆不是他的手笔。就算最重视爱情书写的明清传奇,从《琵琶记》、《浣纱记》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些名著,哪一部是私订终身?京剧从最负盛名的《四郎探母》,到程长庚、谭鑫培等前后三鼎甲的保留剧目,再看“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拿手戏,更是少有和后花园私订终身之类相关。爱情是人类艺术永恒的主题,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多男欢女爱题材的经典剧目,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只有近代从滩簧花鼓发展而来的新剧种,尤其是直接取材和化用民间说唱故事的“弹词戏”,出现了一些以“私订终身”始,到“状元高中”止的剧目。而一部完整的中国戏剧史,从宋元南戏、元杂剧到昆曲传奇、高腔和秦腔梆子乱弹皮黄,剧目之多,题材之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多样,足以自傲于世界戏剧大国之林,决非如此单调和贫乏。

  廖明君: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稀有剧种中的大多数即将无可挽回地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中消失,我们也还是需要尽力挽救它们;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我们需要反思,需要重新清理导致稀有剧种大量消失的思想与精神根源,以防止类似的现象继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之所以会发生稀有剧种大量消失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十分缺乏继承保护传统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那么,我想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思想资源的?

各民族成熟的戏剧往往有一些常见的母题与情节结构上的特征,这并不奇怪;如何归纳与总结传统戏剧情节安排的这些特征,可以在学术范畴中讨论,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然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类极其简单化同时又极其粗暴的归纳与批评,却完全脱离了学术的范畴,它深刻体现了百年来主流文化界对戏曲传统的歧视。然而,可怕的不仅是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家对戏曲传统会做出如此轻薄的概括,更可怕的是这种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断言,却口口相传,几乎成为一般人心目中不易的常识。而大量毫无理性的鄙薄中国传统戏剧的论述者,通常以类似的理由指斥戏曲,长期以来传统戏剧被污名化的各种现象中,这只不过是个最具典型性的例证。同样的文化态度,也表现为对传统剧目吹毛求疵式的挑剔,将文本的瑕疵无限放大,并且将它无限上纲地引申,直到完全否认传统戏剧中大量地方剧种的文学价值。

  傅谨:我们都是同代人,都经历过不分青红皂白地崇尚创新,鄙薄传统的时代,时髦的书籍和师长们反复告诫我们,要反封建,反传统,而凡是创新总是好的,至少创新的精神就十分可嘉。我们的大学现代文学教科书几乎只讲一件事,那就是新文学如何战胜和取代了旧文学,好象中国戏剧都腐朽没落了,被话剧淘汰了。
1949年以后,文化界不再像此前那样鄙薄国剧,但是现代文学教科书仍然不加分析地、非理性地编造着新剧如何战胜旧剧的神话。65岁以下的几代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除了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吧)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思想,好象新文化运动一起,像国剧这些旧文学就历史地被打倒了,话剧之类新文学施施然登场,佳作迭出,所以这个时代的戏剧文学值得读的只有话剧那几个水平参差不齐的烂剧本。
国剧一直在戏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同样如此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明目张胆地歪曲了,而这样的歪曲还有很多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国剧也就完全被剥离出我们的正规教育体系。所以,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很少对国剧感兴趣并认识到它的价值,一方面固然是缺乏理论上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剧基本上被整个国民教育体系遗弃了,几代知识分子都已经不懂国剧了这种诗、乐、舞合一的艺术样式,当然不同于像话剧那种只要长耳朵就能听懂的艺术样式,如果没有长期的耳濡目染,就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才能掌握欣赏要领。专家学者因为不懂所以不研究它,不研究就更谈不上教育引导学生欣赏它,由此也就只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只知有话剧不知有国剧的文化人,形成恶性循环。
回想起来,我也无法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当初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过盲目鼓吹戏剧改革的文章。但由于在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特殊经历,使我有幸能迷途知返。由于在文化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工作,渐渐开始沉迷于国剧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并且与戏剧创作演出群体所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对现实越了解,就越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戏剧真实的现状和价值,并且看到主流文化界长期以来对国剧的偏见。有了这样的经历,回想起自己长期在高校所接受的教育,反躬自省,更兼几度出入高校,并且一直置身于美学文艺学研究这个近20年明显在学术界拥有话语霸权的领域,使我找到了一个迥异于此前美学与艺术理论界的认知角度,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从此前盲目地迷信话剧、鄙薄国剧的理论丛林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我之所以会形成我的国剧本位戏剧观的主要原因。

戏曲史上如此多杰作,批判者看不到或故意装作看不到。在整体上,我们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世纪,传统艺术被看成是文化的累赘,中国戏剧的悠久历史与众多经典的存在,被看成是一笔民族的负资产。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教育,各级学校公然传播崇尚西方鄙薄中国的艺术价值观念,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法努力弘扬西方艺术与文化,对西方戏剧经典从不吝惜于各种溢美之词;同时却反复强调传统戏剧中有太多的糟粕,应该并且必须批判。众多学者致力于呼吁向西方艺术学习,却很少正面弘扬和正面强调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

  如果要追究思想资源,应该说,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文化多元化思潮,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令我真正明白了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性有多重要,以及在一个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趋于西化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学者、一个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处于弱势的边缘民族的学者最需要做什么。尤其是近年介绍进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帮助我认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本来民族自尊心很强,而且极其崇古迷古的国家,何以会对自己传统艺术样式的价值产生普遍的怀疑,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在文化领域实际上比起在其它领域更强有力地影响、甚至支配了近百年的中国史,而现在严肃认真的反思又是如何地缺乏。这些理论与思潮使我坚信国剧本位的戏剧研究才是正确的研究路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与长期的研究,没有人、没有任何理论能够代替我们思考,能原封不动地搬来恰如其分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戏剧价值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片面崇尚西方戏剧的价值观之所以在民众的审美趣味形成过程中日益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平等、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同与异,而总是把西方文化艺术看成是“好”的,把中国文化艺术看成是充满问题的,声称必须通过引进与学习西方艺术与文化,全盘改造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当整个社会以及戏剧界形成了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戏剧命运之堪忧就成为必然;而这种价值观如果不改变,如果不能重新建立一种更健康、更理性和更具客观性的价值体系,中国戏剧必然持续陷入困境,而戏曲既在文化领域与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没有重振的可能。

在整个中国戏剧的框架里,应该把传统放在什么位置,包括把传统剧目放在什么位置,进而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戏曲的美学价值与历史积淀,是中国戏剧价值重建的关键。而重新认识传统戏剧的积极价值,认识戏曲深厚的艺术积累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认识到传统对于当代戏剧发展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中,包括努力发掘传统文化和传统戏剧的那些久负盛名的经典的正面价值,则是它的最主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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