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都拉斯学术调查报告mgm美高梅,研究消沉的玛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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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了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战略。为加强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学在洪都拉斯举办“对比视角下的科潘”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对墨西哥古代文明遗址的学术考察,并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森考古研究所在洛杉矶联合举办
“早期中国的考古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视野下的学术对话与业务交流,对于考古学视野的开拓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法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我所郭伟民研究员应邀与相关学者一道参与了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本站刊出他的系列报告。

宏伟的金字塔神庙、精美的壁画、独特的象形文字、精确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体系,古老的玛雅文明曾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文明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玛雅人突然抛弃自己的家园大批迁移,80%的玛雅人从此销声匿迹。洪水、旱灾、疾病、外族入侵还是其他?玛雅文明的突然衰落,为世人留下了千古谜团。
为增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2015年7月,一支来自另一古老文明国度的考古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这片热带雨林,选择玛雅文明最繁荣的城邦——科潘遗址,用现代考古技术和科技手段努力揭开玛雅文明的神秘面纱。一年多来,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址发掘工作进展顺利,有望为破译玛雅文明衰落提供新的线索。
科潘遗址的“中国声音”
在玛雅遗址中,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控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洪都拉斯的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牟塔瓜河流域中部。该遗址包括核心神庙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两大部分,面积约2平方公里,保存有高大的金字塔式庙宇、墓葬、王宫和贵族居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代表玛雅文明最高水平的雕刻、艺术品和文字,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1839年,美国外交官、探险家斯蒂芬斯和英国画家卡瑟伍德考察了科潘等遗址,后来出版了插图精美的考察游记,风靡一时,使之成为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在哈佛大学著名玛雅学家费什教授的领导下,“科潘马赛克项目”及“科潘卫城考古项目”先后启动,对遗址核心区的金字塔建筑进行解剖,发现大量早期建筑,使得科潘象形文字中记录的早期历史成为信史,极大促进了对科潘王室和贵族建筑的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为了打破西方占据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毅然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世界重要考古遗址发出中国的声音。
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关于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合作和互助协议》签约仪式。自2015年开始,双方将在科潘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实施为期5年的合作,这一合作也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我们一直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能更好地施展中国考古的成果,使中国考古学真正走向世界,科潘遗址的考古进展将是一个绝佳的窗口。以考古和文化遗存保护‘走出去’为主导的世界文明研究,展示了中国对其他优秀文明的尊重和珍视,对于树立中国‘文化大国’形象十分重要。”
玛雅人的生命循环观得以印证
2015年7月,考古工作正式展开,中国考古人员选定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进行发掘。该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四面均有房屋建筑,形成一个封闭院落,等级仅次于王宫,时代为科潘王朝最末期,即第16王时期。这里曾发现了雕刻有日、月和星宿神图案的石榻,对深入了解科潘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据正在科潘遗址负责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介绍,考古队在清理了发掘区密布的丛林树木,完成整个遗址的测绘和三维模型制作后,首先对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目前该建筑的结构已逐渐清晰,是一个有两层台基的高大建筑,第二层台基四面墙壁上有13组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图案,与王宫区第29号建筑上的图案完全相同,这个符号与科潘王国起源和王族密切相关。
在对西侧北部建筑的发掘清理中,不断有精美雕刻出土,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象征太阳的十字花图案、抽象的蜈蚣头部图案,还有鸟爪、水滴、海贝图案等。李新伟告诉记者,目前发现的龙首雕刻应该是镶嵌在墙体中的大型雕刻图案的组成部分,由同时出土的其他雕刻组件看,整个图案可能表现的是玛雅创世神话主题。在玛雅人的观念中,万物均经历由生到死,进入冥界,再获得重生的循环。太阳和玉米的生命循环关乎万物生长,是玛雅仪式祈祷的主题,也是玛雅神话和雕刻的中心内容之一。
在北侧中心建筑与东、西两侧附属建筑间的夹道内,“我们还发现了大量可复原陶器的碎片、动物骨骼、黑曜石残片和残石器等遗物”。李新伟说。专家推测这些是整个贵族居址在第16王末期被废弃不久后新的居民在此生活的遗留,对了解科潘遗址衰落的原因和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探索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基因之异同
“发掘工作进行了一年,成果可以说是令人眼前一亮吧。”李新伟形容自己的团队时热情高涨。虽然中国考古队是科潘遗址的“后来者”,但通过对这处贵族居址的全面发掘,已经为深入认识科潘城邦的社会结构、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社会变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这些都有助于破解玛雅文明衰落之谜。在科潘主持考古工作超过30年的哈佛大学费什教授也对中国考古队的工作赞不绝口。
“与此前国外学者发掘一个角或面就发表成果有所区别,我们的考古工作重在系统性。”王巍自豪地表示,“我们的考古队使用了在国内田野考古中已普遍使用的新技术,用自己装配调试的飞行器进行系统的空中拍摄,再利用专业软件,综合生成高分辨率的遗址三维模型,精确表现所有倒塌石块的位置、形状和性质,为分析建筑的倒塌过程和复原重建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三维成像、信息数据化和地层分析等方法都是之前科潘发掘中未曾使用过的,提高了发掘质量和效率。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指出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泛太平洋底层”文化基因,或许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李新伟认为,那件精美的龙首雕刻的确会让中国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探索两个文明的异同,是中国考古队的初心,也是支撑他们克服诸如语言、气候等重重困难的动力。“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玛雅文明,全面开展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和发展之路。”
谈及下一步的工作,李新伟和他的团队充满自信。2018年发掘完成后他们将在系统整理基础上出版高水平研究报告和其他成果,还将组织科潘文物精品展。“我们已经接受邀请,在明年举行的美国考古学年会上发布成果,相信也会让国际同行眼前一亮。”(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8月19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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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项目运营及进展情况汇报并座谈

  10月24日。今天从墨西哥启程,前往科潘。早上六点半即起,天还没有亮即离开宾馆去机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墨西哥女考古学家Nelly
M.R.Garcia。航班的起飞时间是九点半,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航程,即到达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机场,这是洪都拉斯的一个省会所在,是洪国治安状况比较差的城市,据说毒品泛滥,暴力横行,治安状况非常不好。我们没有多余的停留,而是从机场出来后直接上车。接我们的是一辆丰田面包车,行李要放到车顶改装的车架上。从圣佩德罗苏拉到科潘,需要四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相当于中国的那种省道,是通往危地马拉的一条重要道路,路面一般,车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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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潘8N-11居住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察

  我们大约是四点半或五点多到达目的地——科潘墟(Copan
Ruinas),住在玛利亚宾馆(hotel
marina)。科潘墟是一个小镇,就在遗址附近,这里是世界遗产地,或许科潘墟就按照遗产地的要求加以建设,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宁静小镇,三毛曾经称之为“柯旁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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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潘考古研究基地库房参观考察

  25日上午9点,科潘会议正式举行。开会的地点是科潘遗址区一个会议中心,位于侧室的小型会议室,进入会场一侧是科潘会议的海报。会议首先由哈佛大学的William
L fash
致辞,然后是李新伟用西班牙语代表中国考古队致辞,新伟近来自学西语,已能日常交流,令人佩服。日本金泽大学副校长中村慎一随后致辞,最后由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所长Ab.Hector
Portilo致辞。开幕式后,有一个土著民族的表演项目随即展开,内容是表现科潘王到来的情景,原居民的着装及面具皆有特色,舞蹈和肢体语言丰富,意在对科潘那一段历史再现。茶歇后,有三位演讲者依次发言,其中两位来自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主要谈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另外一位是日本的中村诚一,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科潘日本考古项目的新发现和新解读。

  这天的雨从上午开始就一直下个不停,因此无法按原计划参观野外遗址,只能改在室内参观。下午两点半开始,参观雕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陈列的全部是科潘遗址发掘出土的石雕。陈列了科潘各个王朝时期的从第一到第十六王的可移动石雕制品,内容丰富。主要有文字碑刻、神话内容。有鹦鹉、蛇、兔,以及玉米神、风暴神等,这些题材和内容均是对玛雅神话的解读和反映,粗一看来,其中有些雕像的表现方式与中国史前及商周图像风格颇有些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保存了科潘最后一任国王第16王雅始帕萨时期的Q号祭坛,祭坛的四个侧面刻着科潘16位国王的形象,顶部为象形文字,记录着王国建国的历史。从一系列出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现象来看,科潘第一王极有可能来自特奥蒂瓦坎,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证明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26日上午会议的主旨是“比较视角下的科潘”,第一部分是美洲考古专题,会议主持人威廉·L·费什(William
L.Fash),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聚落考古开创者戈登·威利的学生,他与夫人芭芭拉·费什(Barbara
Fash)长期致力于玛雅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修复这些遗址,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声望。上午的会议第一场由威廉?L?费什开讲,题目是“变化的视角审视玛雅王国和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城间的关系”。接着是芭芭拉?费什报告“科潘和特奥蒂瓦坎历史新年火祭庆典的描述和其重要性”。然后还有哈佛大学高级顾问、危地马拉考古学家Rudy
Larios报告的“以文献材料为基础解读玛雅地区卫城结构的发展”,前二个完全切合会议比较视角的主题,后一个是对聚落结构的解读,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会议第二部分是中国考古专题,会议主持人李新伟,演讲者分别是刘斌、中村慎一、栾丰实、张弛、何驽。主要报告中国考古的情况,刘斌、栾丰实和张弛的演讲内容与洛杉矶的一致,中村慎一从玉器的视角再次审视良渚,何驽则比较了史前中国和玛雅的太阳崇拜与历法。

  下午的前半段会议继续,演讲者是李新伟、秦小丽和大久保慎二。李新伟从中国史前玉器的角度观察当时的宇宙观;秦小丽对古代中国和玛雅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做了对比分析;大久保慎二则以下七垣遗址为例研究了商代葬仪制度的形成过程。(关于科潘会议的完整报道,见《中国考古网》11月8日钟华、王涛:“科潘:比较的视角”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mgm美高梅,  下午的下半段是参观,参观了文字台阶金字塔及周围三座金字塔和隧道,这是科潘遗址最重要的部分,是遗址的核心区。由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和王宫组成。第13王兴建了仪式广场,他将自己的盛装形象雕刻成高大的石像伫立与广场中。广场一侧的第15王的象形文字台阶金字塔非常突出,它的西侧台阶宽达10米,均用雕刻有象形文字的石块砌成,共有2200个文字。记录了从第一代科潘王以来历代国王的在位年代和主要事迹,文中特别强调科潘与特奥蒂瓦坎的圣脉关系,塔顶上的雕刻连同台阶上的文字,将国王的威仪和王权神授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毛曾经来过这座金字塔,她写道:“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的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的马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千古不灭的灵魂,在我专注的呼唤里复活再生。”如今,三毛已随红尘远去,金字塔仍在静候着每一位前来的人们。一群人来,一群人走,人来人往,如云烟般消散,惟金字塔屹立如昔,沧桑依旧。岁月或如这金字塔下的金字塔,像套娃一样,一层又一层,每一次都是在前面基础上的覆盖和取代,因此,正如科潘金字塔的发掘一样,考察历史就要打隧道,才能洞穿时间之光,直抵历史深层。

  27日上午参观库房,这里是科潘考古工作站,是一座设计别致的建筑,门不大,进门以后是一个不大的厅堂,右边是传达室,左边则是实验室。厅堂通过一道屏风之后,就到了一个天井,天井三面都是由回廊排开的房间,多为工作室(只有一层)、修复室,或者管理用房,另一面与大堂连在一起。通过右侧的回廊则通向右前方后面的新回廊,即第二回廊。第二回廊又在第一回廊之后围成另一个天井,天井三面又是建筑,这批建筑虽然也只有一层,但较第一回廊要高一些,两面是库房,另一面是修复室和实验室。这样的建筑格局最大的好处是只通过一个门,把所有的功能都通过回廊与天井的方式组合起来,达到功能布局既有区隔又整体统一的效果。这样的建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通过回廊和天井加以扩充,与中国四合院的多进建筑方式是一样的。库房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包括陶器、玉器和石雕等。庞大的石雕库房内文物架上摆放着无数的雕刻品,极为震撼。看完库房后,到了另外一处科潘贵族建筑群,这里有广场、厢房,正殿,影壁及天井(广场)组成的一组单体建筑群。

  上午最后的时间是参观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这个工地编号为8N-11,是一处贵族居址,该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四面均有建筑。1990年代美国考古队曾在此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从2015年7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团队即开始对此进行发掘,揭露了最高的北侧中心建筑及其东、西两侧附属建筑,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人面形焚香器盖,以及大量可复原的陶器碎片、动物骨骼、黑曜石残片和石器残片等,并复原了完整的玉米神雕像。在考古发掘中,中国考古学的田野技术与方法充分展示出其优越性,扎实的地层学操作以及先进的三维数字测绘技术令他国考古人员惊叹不已。

  科潘作为玛雅文明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文化遗产(iv)(vi)标准将科潘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对它的描述如下:科潘遗址于1570年被迭戈·加西亚·德帕拉西奥(Diego
García de Palacio)发现,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一直到19世纪才被挖掘出来。废弃的城堡和壮丽的公共大广场体现了它10世纪初期被遗弃前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考古队所开展的工作,也是为了加强对该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我们看到,在科潘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考古现场的抢救性保护工程也随之展开,当地工人用原来的工艺和材料,采取传统的建筑方法,对散落四处的石雕归安,对新出土的石块统一编号并用砂浆补砌复位,这样的工作实际上也是边发掘边保护的过程,这样的模式与我2013年在希腊参观时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对发掘现场和发掘出土遗存的实施保护是田野考古操作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从保护的角度来看,文物考古发掘是保护实施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因为只有考古发掘才能揭开已经成为废墟的、和埋于地下的基础部分,才能对文物本体的起始年代和空间布局有正确的判断,只有通过考古将地上地下的文物全弄清楚了,保护工程才能真正做好。我坚信,随着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次数越来越多,工作面越来越大,我们的文物保护也会紧跟考古队员的脚步,更加频繁地参与国际文物保护的行列,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保护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来源:湖南考古 作者:郭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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